今年5月，一个澳大利亚博主在社交媒体上揭露了一个被西方媒体传播多年的“中国椅子长刺”的谣言。这则假消息称，山东某公园里的公共座椅安装了金属尖刺，以杜绝未付费者擅自使用，包括《卫报》《纽约时报》、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（NPR）等西方媒体都报道或转载过这条消息。类似的例子还有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（NBC）曾报道称，中国正在通过基因改造技术制造“超级士兵”，可谓是将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情节直接嫁接到涉华报道上；法国电视2台曾报道山东某服装厂“雇用少数民族童工”，导致该工厂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。

以上的涉华不实报道案例，只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所编织的“幻象中国”的冰山一角。在众多此类谣言当中，虽然不同事件的具体情节、场景会有不同，但总体上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：

首先是“有违常理”。这里的“常理”不仅指常规意义上的科学原理、逻辑道理，更指受众根据其所处环境和日常生活经验所产生的认知。在媒体的受众不了解某种信息背后的具体情况，并很难基于此进行判断的时候，这类谣言传播也就有了市场。一些涉华消息即使未经事实核查也可被报道乃至持续关注，正是西方媒体利用其受众对中国不了解这一特点的结果。

其次是“媒体背书”。不论相关报道的内容多么离谱，只要有影响力的媒体“背书”，谣言也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“事实”。像“椅子长刺”这样的谣言能传播十多年，少不了《纽约时报》等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。

再次是“流毒甚广”。经媒体报道“确认”之后的谣言，传播的范围很广，时间很长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因此被成倍放大。比如，“超级士兵”谣言从2020年首次传出开始，其更新的版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流出。今年4月，印度《印度斯坦时报》的一篇文章还报道说，中国将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“武器化”并组建“超级军队”。由此看出，此类谣言往往可以脱离新闻报道的时效要求，在跨越时间、地域的广泛流传中不断翻新、升级。

那么，为什么像“椅子长刺”这种离谱的涉华谣言在国际舆论场中能有如此市场，并且历经多年仍然“顽强”？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新闻的特殊性，以及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。

与一般的新闻相比，国际新闻的特殊性有两点。第一是强主观性。在国际新闻的生产传播过程中，新闻事件的发生地、媒体和受众分属不同的国家地域和文化范畴，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不从自身所在环境的视角出发，透过自身的文化滤镜去解读报道对象国。第二点是强中介性。新闻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中介，而由于国际新闻反映的是关于异域文化的外部世界，受众更加缺乏对相关信息的认知基础，这种中介作用就更加突出，受众对媒体传播相关信息的信任和容忍度也就随之提高。

如果说前两个“特点”属于媒体在新闻生产和传播中客观存在的“副作用”，那么第三点就指向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存在的主观恶意。前文提到的“童工”谣言，就是西方多年来污蔑、抹黑中国的典型叙事。报道中提到的小女孩在记者的诱导提问和恶意扭曲下，变成了“遭遇强迫劳动的童工”。不仅如此，报道还将“满勤奖”解读成“新疆”，把“超天数奖”曲解为“朝鲜族”，给当地女工视频画面打码后当作“维吾尔族女性”。这种罔顾事实、刻意扭曲完全是意识形态驱使下的造假行为，是西方某些媒体在对华舆论战、认知战中扮演“急先锋”的具体表现。

面对西方媒体的“系统性造谣”，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长期处于被动境地。为改变这一局面，中国一方面在加速提升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，在外交话语、媒体话语和公众话语的多重场域中复合发力，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提高自身讲述中国、阐释世界的声量；另一方面，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不同国家、不同文明间的媒体交流。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在中国设有常驻机构，大量西方媒体以外的记者看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予以报道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媒体主导涉华报道的局面。另外，在社交媒体和免签政策的推动下，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，绕开西方媒体，将他们的所见所闻直接反馈到海外社交媒体上，其在国际舆论场中形成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

总体而言，虽然目前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仍然面临多重困难，但只要以我为主，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自主话语实力，始终坚持开放交流，让第三方传播力量为传播真实中国故事发挥更大效用，打破西方媒体长期营造的涉华“信息茧房”只是时间问题。（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、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中外记者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）